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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0年建市以來，深圳分別編制了1986版、1996版、2010版城市總體規劃。在這37年時間里，深圳完成了從邊陲小鎮到現代化超大城市的飛躍。

　　根據官方透露的數據，深圳全市當前管理人口規模超過2000萬，這一數量已逼近上海和北京。但相比之下，深圳面積不足2000平方公里，不到北京的1/8、上海的1/3。

　　深圳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副主任薛峰介紹，上一版總規劃中，深圳率先探索了經濟社會轉型條件下的非用地擴張型的轉型規劃。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個城市提出把存量挖潛作為主要建設用地的供給方式，為深圳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距離上一版規劃修編已有7年時間，深圳的產業仍在升級，城市人口仍在擴張，如何繼續挖潛空間，確保產業發展升級與人民安居？此外，在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深圳又面臨怎樣的新機遇？

　　加強城市創新空間供給

　　10月31日，深圳舉行《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編制試點工作新聞發布會，發布了新一版城市總體規劃編制試點工作的目標、思路和工作進展。

　　新版規劃的工作目標是明確深圳未來的城市發展定位，優化城市空間格局和功能布局，完善城市要素配置，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規劃改革創新。根據計劃，規劃將于今年年底前形成初步成果。

　　薛峰在發布會上指出，規劃編制將遵循“推進精明增長，引導城市轉型”的基本思路，具體包括區域、生態、創新、空間、治理五方面轉型。

　　2016年，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首次將深圳確立為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支撐創新也成新版規劃的一個重要方面。

　　深圳提出，將從創新產業轉向創新生態，具體包括：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擴大技術和應用型創新優勢，提升創新企業競爭力；完善產權保護等創新服務，提升知識教育、科技研發等支撐能力，培育創新生態，建設創新體系。

　　在深圳的創新體系中，企業一直扮演著主體角色。但隨著深圳在某些領域走到了領跑階段，未來創新所需的“科學知識”極大依賴于基礎研究，這也正是深圳所需要彌補的短板。

　　另一方面，近兩年日漸攀升的要素成本，給深圳的創新環境帶來負面效應。對此，新版規劃提出，加強創新空間供給，依托先進制造、創新服務等節點，集聚科研、金融、知識產權等創新專業服務機構，保障一定規模的低成本、共享型品質空間，吸引多元的科研、技術和服務人群，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一位政策研究人士曾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圳制造企業自有廠房的比例非常低。與“人才保障房”相對應，其所在研究機構向政府提出設定一定數量“產業保障房”的建議，以更好地穩定和支持一批深圳的創新中堅力量。

　　在空間方面，新版規劃還提出，以支持創新和國際化為出發點，建立差異化空間供給模式。優化調整存量用地土地利用結構與布局，改善城中村面貌，提升舊工業區效益，煥發老城區活力，提高空間資源利用效率。同時引導存量空間的精細化營造，建設公園綠地、慢行交通等宜居導向的生活空間。

　　跳出深圳與周邊協同共建

　　都市圈發展時代，在區域合作方面，深圳提出將從被動的功能外溢轉向更積極的協同共建。

　　具體包括，推進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強化與泛珠地區，特別是珠江西岸的交通聯系，強化國家經濟中心城市功能，優化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等核心職能；探索區域協作機制創新和區域基礎設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深莞惠經濟圈（3+2）發展，優化大都市圈空間格局，強力推進深汕合作區建設，推動深圳東進戰略。

　　在規劃編制籌備工作中，深圳進行了約40場調研座談會，調研對象包括了港澳、廣州等9個周邊城市。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總規劃師羅彥在發布會上指出，深圳是一個面積并不大的超大型城市，達到了2000萬管理人口的規模，資源面臨發展瓶頸，現在要置于更大的區域里進行資源協調。

　　羅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深圳最直接的區域協調平臺。灣區的基礎設施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隨著未來深中通道建設以及珠江口灣區通道的打通，深圳腹地將進一步拓展。參照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深圳基本要在50公里范圍內配置作為都市圈核心城市所應有的資源。

　　在中國的都市圈化發展中，除了交通一體化，還應該有更深層次的探索，包括公共服務均等化，形成打破行政區劃的“想象中的共同體”。

　　深圳已有這方面的籌謀。今年9月，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在給人大代表的建議答復中表示，為了完成保障房建設目標，在深莞惠三地采用城際合作開發籌集建設人才住房是一種重要渠道。深圳還將研究具體的配套政策，推動在深工作卻臨深居住的人才享受本地福利政策。

　　羅彥也指出，很多深圳人居住在東莞、惠州，也有東莞、惠州兩地的人居住在與深圳交界的地區。公共服務設施要按照適用的標準去配置，達到區域高度協同、共同繁榮發展。

　　11月1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向羅彥詢問具體的計劃，他表示暫時不便透露。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探索跨行政區域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它涉及的不只是深圳的事情，需要更高層級政府的指導和協調。

　　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深港合作同樣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羅彥指出，深港關系已經從過去的制造業合作走向現在的創新和服務業合作。未來的區域合作不僅僅限于交界地區，而是拓展到更大的范圍，深港創新圈也會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