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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

金燦榮：中國抗戰勝利導致西方為主體的國際秩序改變

“中國對二戰貢獻巨大。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一個重要目的在于突出中國抗戰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重要意義。”金燦榮教授認為，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談到，如果中國在二戰中像法國一樣投降，日本帝國的工業和中國的人力物力相結合，可能打下西伯利亞，可能占領印度，可能占領澳大利亞，世界歷史就要改寫。但是中國人堅持抗戰，拖住了日本，阻止了這一切的發生。

要理解中國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重大意義，首先要追問中國當時為何會被日本侵略，為何戰爭打得這么艱難？金燦榮認為主要有五個原因：

第一，中日兩國存在巨大的工業化差距。日本當時是工業文明，中國是農業文明，文明有代差，所以軍事較量非常困難，勝利也非常困難。金燦榮說，當時日本能夠制造航空母艦，能造非常好的戰斗機，而中國若完全不依賴別人，自己能制造的就是三八步槍、漢陽造，南京兵工廠制造炮彈都沒有成功，只能造鋼管。不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技術上講，取勝都很艱難。

第二，中國當時國家不統一，動員能力差。蔣介石是名義上的領袖，但他能夠征稅的只有五個省份，無法有效動員抗戰。

第三，當時中日物理差距比較小。日本1937年開戰的時候，擁有的國土和人力比現在大，整個朝鮮半島、臺灣島、太平洋小島流芳島都是他們的殖民地，這幾個地方控制的地理面積就接近70萬平方公里，加上庫頁島和東北三省，其占領的陸地面積超過250萬平方公里，直接控制人口在一億以上。如果考慮到海洋面積，日本就比我們還大，所以抗戰初期是中日物理規模最接近的時候。

第四個因素是心理差距。當時中國的精英很弱勢，往往選擇不抵抗，而民眾尚缺少國家認同，在心理上造成日本強勢、我們弱勢的落差。

第五，當時的國際形勢影響。一戰勝利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選擇防守，唯一對日本有一點制約力量的是美國，但美國在戰爭前期集中搞工業主義，后期日本做得過分了，美國才對其制約。所以總體來講當時的國際結構對我們非常不利，對日本非常有優勢。

但抗日戰爭最終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金燦榮分析有五點原因：

第一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抵抗意識的上升，驅使蔣介石也不得不抵抗。

第二就是動員能力的提升。中國曾經最差的就是動員能力，但是后來我們發現，即便技術不如人家，如果有效動員、團結抗戰，我們還是有很大抵抗力。在國家動員方面，共產黨的作用大于國民黨。由于當時國民黨執政，中共在武器裝備上比較落后，但在發動群眾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所以說，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是靠技術或裝備，而是靠卓有成效的動員能力和團結能力。

第三是國際援助，由于中國有作戰意識，國際力量愿意支持中國作戰。

第四是華人華僑在國家衰敗之時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最后是國共進行了適合當時條件的分工：國民黨建構了正面戰場，在西南地區形成了有效防線，而共產黨的敵后戰場在日本人背后進行了有效抵抗。

金燦榮指出，最早對國共分工進行描述的是美國人，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有一個非常巧妙的形容，說日本買了一件新西服，共產黨把西服挖了一個口子又一個口子，第二天發現西服變成了網。日本人只能占領大城市的交通線，其他地區就丟了，氣得不得了，就好像當天花了三千塊錢買的西服，早晨起來只值三十塊錢，這充分說明了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重要意義。

至于抗戰的成果，金燦榮認為，第一個成果在于中國人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認同。在抗戰開始的時候，一般的中國人區分不了外地軍閥和日本人的區別，沒有國家認同。但抗戰結束時，即便最先被日本人占領的東北也知道，日本人對中國人還是比對日本人壞，抗戰后期沒有糧食吃，日本人可以吃糧食，東北老百姓就吃棒子面，人分三六九等，日本人最后告訴中國人，你們跟我們不一樣，你們是中國人。所以，抗戰勝利第一大收獲就是即便在最小的地方，中國人也能認識到我是中國人，這種現代國家認同是了不起的收獲。

第二，就是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三就是為中國共產黨積累了執政經驗。當時中共在日本人后面建立起十九塊根據地，有一億人民，有一百萬正規軍，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能夠養活一億人并培養出有效的戰斗力，這說明中共在1949年進北京時已經有很強的執政能力。

關于抗戰勝利與今天的世界新秩序的聯系，金燦榮教授認為，抗戰勝利有助于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而共產黨執政引領中國崛起，中國的動員能力是近代所有國家中最強大的，而社會動員是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前提。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中國六十年來工業化的成就相當于英國兩百年的成就，以至于當今世界90%的制造業集中在北溫帶三個地區，西歐、北美和東亞，而且東亞的塊頭在擴大，原因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國現代化最終的意義遠大于日本。

金燦榮說，抗戰勝利最后促成了新中國的建立，新中國的建立確保中國工業化的成功，而中國工業化的成功導致了五百年來，以西方為主體的國際秩序的改變。近五百年間國際上唯一一次非西方的因素上升，就是戰后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但日本和四小龍對于西方而言是可控的，因為規模小，戰略上不獨立，西方可以成功的把日本和四小龍的工業化解讀為西方的成功。但中國大陸的崛起會改變這個邏輯，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決定，中國不可能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一步步跟著西方走，我們必須走出自己的路。所以理論上講，西方崛起之前，人類工業化、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就是西方道路，四小龍和日本的崛起沒有改變這條道路，但是中國大陸的崛起，最終打破近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的神話，中國確確實實走出了這樣一條不一樣的路。

“中國崛起最后會在物理、心理層面，改變五百年來西方主導的新體系，這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年對世界新秩序構建的一種貢獻。” 金燦榮總結說。

資料圖：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少將

彭光謙：中國需要重申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大貢獻

著名軍事評論家彭光謙少將認為，目前對于維護戰后秩序存在一些誤讀。他指出，維護戰后秩序的原意是指二戰以后，反法西斯戰勝國通過戰爭換來的、以開羅宣言或聯合國憲政為基礎的法律秩序不能違背。我們要維護的就是二戰后用鮮血換來的勝利成果，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國際正義，包括主權國家不受侵犯、和平處理國際爭端、不干涉他國內政等不可顛覆的原則與底線。而現狀是，戰后秩序的基本原則并未得到有效維護與落實，包括日本并未對戰爭進行深刻的反思。

與此同時，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付出沉重的民族犧牲和巨大代價，在戰后七十年里卻沒有得到客觀的評價與應有的尊重。西方談反法西斯戰爭往往只談西方戰場，不談東方戰場，對日本侵略時間的界定也含混不清，把這段歷史搞糊涂了。

彭光謙總結，“今天我們要提升自信、振奮民心，首先要知道我們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大國地位不是別人給的，而是中國人用鮮血換來的。中國需要重申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大貢獻，促進戰后秩序基本原則的維護與落實，增強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這也是我們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意義。”

資料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賈秀東

賈秀東：閱兵顯示了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影響力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賈秀東認為，二戰后世界秩序存在著缺陷。首先從經濟角度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演變成國際經濟危機，說明戰后經濟方面的秩序顯然沒有辦法阻擋這種危機，這是缺陷的一種表現。

第二是政治秩序方面，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排他性體系造成了意識形態的親疏，產生許多問題，比如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種種。

第三是安全問題方面，戰后提出的一些同盟關系也有很大缺陷。比如在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等方面，美國經常把和中國的關系放在其同盟關系安全、利益的考慮之上，從同盟關系角度出發看問題。

賈秀東說，戰后國際秩序較為突出的一個現實就是中國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即群體性崛起，其對國際秩序、國際格局的影響非常大，實際上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這個群體。所以，不論是亞投行還是大閱兵，這些新興經濟體的反應較為積極和樂觀，而過去幾十年國際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則有些顧慮。對中國抗戰的認識也存在類似情況，西方對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的認識，在冷戰開始的時候已經不足或是故意忽略。但是目前來看，亞投行的設立比較順利，大閱兵最后公布的各國出席情況也堪稱陣容龐大，這種結果本身也顯示了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影響力。

中國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賈秀東認為，我們不妨從中國不想要什么樣的國際秩序說起。簡而言之，中國不希望單一國家或地區獨攬一切，對我們核心的利益造成損害，而我們卻沒有太多的機制和手段予以反制。所以縱觀近年中國外交，在政治上追求各國平等，大小國家平等，強弱平衡；在經濟上追求互利共贏，在安全問題上主張合作，保衛共同的安全。但這種國際秩序的愿望比較理想化，現實顯然還不是這樣。在理想與現實中間怎么拿捏，對中國是一個挑戰和問題。

賈秀東強調，在國際秩序的改善過程中，我們理想的目標不易達到，但是應該距離理想越來越近。賈秀東認為，中國首先要注重“勢”與“度”。所謂“勢”，是說我們在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中，要確保國際格局的演變符合我們的核心利益；所謂“度”，是說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把勢和度結合好，

“中國未來在國際秩序中的地位會逐漸改善并更加鞏固。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很難追求完美，總會有一些批評質疑的聲音。”賈秀東認為，中國應適應不同的聲音并有所借鑒，逐步接近一個理想的國際秩序。

資料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

王義桅：中國能否為世界秩序帶來新的超越

“總而言之，無論在歐洲還是亞洲，二戰以后都沒有達到真正清理法西斯主義的根本目的，沒有改造戰爭的土壤，沒有完成消除大國沖突和矛盾的使命。”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浪費了。就像世界金融危機被浪費，因為沒有從真正意義上反思資本主義制度、改革國際金融體系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浪費是因為所謂的戰后國際秩序很早就崩潰了。

在歐洲，隨著北約的建立，冷戰的形成，曾經的盟友變成敵人；在亞洲，日本沒有受到很好的改造，50年代美國竟然片面對日搞了一個舊金山和約，把中國釣魚島等核心利益交給了日本，罔顧中國作為戰勝國的立場。

今天我們討論國際秩序，還是在大國中心論、列強中心論的體系之下，而從國際格局來看，傳統的東西方格局早已動搖，從經濟格局來看，非OECD國家已經超過OECD國家的產出。王義桅說，“所以，戰后在東西方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性秩序的任務沒有完成，二戰在此意義上是浪費的。”

“今天我們紀念抗戰勝利，是回到問題的原點，接續未完成的任務。現在某些國家指責中國挑戰國際秩序，卻忽略了中國本就是國際秩序的締造者之一，要維護的是被挑戰的秩序。” 王義桅說：“英國人拉納·米特寫了一本書叫《中國，被遺忘的盟友》，這讓中國人感到欣慰，但是大部分歐洲人沒有這樣的認識，此即我們紀念的意義所在。”

王義桅提到，基辛格在新書《世界秩序》中涉及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即歷史上不存在真正的世界秩序，有的只是地區秩序，或者說以一個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如《大國政治的悲劇》所言，世界不存在全球性帝國，而大家都想做全球性力量，最終求而不得。

王義桅認為，探討國際秩序，應該追問我們能不能超越古代、近代或者戰后的地區秩序和國際秩序，真正建立一個東西方、南北方平等的世界秩序。這個秩序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一帶一路”所倡導的文明復興，以文明為基礎的秩序。

近代以來，歐洲人走向海洋，用強權在世界范圍內殖民，用歐洲邏輯建立秩序。希特勒也好，軍國主義也好，都是將國家力量發揮到極致的結果，而文明秩序是多樣化的，不以現代化、鄙俗的綜合國力為代表。古代世界秩序本來就是文明秩序，而四大古典文明都在歐亞大陸，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二種秩序是戰后以國家為單元的國際秩序。該秩序仍然存在，但已不能完全包容現實問題。比如對中國復興的各種威脅論或崩潰論，其實還是在按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觀點來理解中國。

第三種秩序是公民秩序。基辛格在新書中也提到，一個秩序能不能持續，能不能有合法性和認可度，最終取決于各個國家的公民能不能接受。

王義桅教授認為，這三種秩序現在同步存在。總體上建立起一個不同文明的、超越原來國家意義上和西方中心論的界限，建立起東南西北相對平衡的伙伴秩序，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所以，紀念二戰勝利，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年，最后是回歸到“一帶一路”所代表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多地從文明層面思考中國能否為世界秩序帶來新的血液、新的超越。